“当然，我知道没什么好担心的，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但我也知道，法律规定公司必须对自己员工的行为负责。而且，如果案子移交法院，必定被媒体曝光，这种负面影响就会毁了公司的生意。我一直以自己的公司而骄傲，它是父亲在24年前创建的。
“我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陷入疯狂的怪圈，无法自拔。我是该给他5000美元呢？还是该让那家伙爱咋咋地？两种方案我都犹豫不决，结果就是噩梦连连。
“后来，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随手拿起一本关于‘怎样战胜焦虑’的小册子，这是我去听卡耐基公共演讲培训课时拿到的。我读了起来，看到了威利斯·开利的故事。其中写道：‘直面最坏的结果。’于是我问自己：‘如果我不给钱，那些勒索者把证据交到地方检察院，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生意受损，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这样。我不会因此而坐牢，最多就是负面的媒体报道断送企业的前途。
“于是，我对自己说：‘好了，就算生意做不成了，我从内心接受这一点，那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