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说至此，访事人谓‘太后之居心行事，尔何由知之尔，果得之目见耳闻，有可深信者乎？’有为答称：‘并非亲见亲闻，仅得之同僚传述耳。’访事又问：‘尔日前得蒙召见，系由谁人荐举？’答称：‘乃御史高燮曾所保荐。翁同龢及李端棻亦同荐剡〔？〕，欲请皇上立我为顾问官，后由皇上命我与总署商议维新诸务，因恭忠亲王与荣禄力拒，我之意见甚难就绪，我曾奏请改设十二官局，亦不能见诸施行。我中国所征税课，多由官吏中饱，即如南海一邑，每年地丁钱粮征银二十四万，其归公者只二万而已。我曾将所著之书二本进呈御览，以备取法：一言日本维新始末，一言俄国彼得事迹。上御仁寿殿召我入见，自黎明五点，殷勤垂问，历时两点钟之久。至五月间，准我自行奏事，此后则未有召见矣。张荫桓并非与我同党，亦非维新党人，然亦与我甚为相得。至于新党之被拿者，则皆新进之小臣也。’访事问：‘此次北京之变乱，究竟缘何而起？’有为答称：‘日前皇上忽将两尚书、四侍郎尽行罢黜，内有礼部尚书怀塔布，乃太后之懿戚，此事必早达慈听。加以李鸿章及敬信均于次日撤去总署差事，各员被黜后联班入见太后，恳求体察。并谓太后倘由皇上如此行政，则所有旧臣，必至尽遭削夺。既而各员又往天津，与荣禄筹商此事。荣禄乃太后素所宠眷，其足以动听，或由于此。又有人谣传，今上欲废太后，所以太后密嘱荣禄，必须先为下手，此系七月二十八、九日之事。初二日，曾有上谕，着我即往上海开办官报，勿再逗留都中。此时圣上明系着我速为逃避，因向来催促出都之谕旨，皆施之于边疆重臣，如我之末秩员，则未有此命也。初三日，又有密旨二道，言太后专揽朝政，圣躬将恐不保，着我设法救护等语。我奉旨后，即与同党筹商如何救驾。筹议既毕，我即往见美〔英〕牧师李察〔李提摩太〕，欲请李察〔李提摩太〕往见英国钦差。适值麦公使〔窦纳乐〕先已出都，我又亲谒美国钦差，适美钦差亦驻节西山，不获会晤。倘英公使在都与相见，必能弭此变端也。本月初三日，都中仍安谧如常。至初四日，始有友人谓我大难将至，遂于初五早四点钟由广东会馆逃出都门，所有行李概交我之兄弟代为看管。我出都后，乘火车直抵唐沽，欲向连升火船购买上等船位。伊等见我行李甚少，着买备船位，然后下船，不得已复回天津，在某客店权留一宿。有人教我将胡子剃去，我不从所说，惟有听天而已。次晨，往搭重庆轮船，只买平常客位。当未出都时，李察〔李提摩太〕愿留我暂驻。我因圣上业已降旨敦迫，所以不敢复留。我由天津至烟台，并未接有英使信息，当行抵吴淞时，英领事待我甚厚，即接过鸦士火船，各西人亦甚喜悦，想必李察〔李提摩太〕曾向英公使为我先容，是以有此优待也。’访事问‘尔现在此处将欲作何行止？’答称：‘圣上曾着我速往外国，设法保护圣躬。我现时意见，甚欲先往英国，以英国系普天下著名秉公之国，曾经两次救护土耳其，伤亡士卒二万余人，耗费帑藏，不知凡几。今者，中国圣上有急，想英国必能代为之谋。我在上海时，经面求英领事电致英外部大臣设法救我圣上，为英国计，必不靳此一举，以拯我中国君民，倘或英国力却不从，则俄国之西卑里亚铁路一经告成，必将中国隶入版图，而中国各省地方尽为俄有矣。我离都时，皇上圣躬无恙，良堪告慰。我之风尘奔走，非为贪图官爵起见，使致身通显，亦恐惹妒招尤，惟保全中国之心，则时刻不敢或忘，虽劳瘁有所不惜。前蒙圣上恩赏银二千两，如此旷典，乃从来所罕见，自当竭力图报。’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