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亡，他继续走红，由元而明，而清，逐步升值为圣人，被彻底神化起来。每朝的最高统治者，都要颁行诏书，确定他对《四书》解读的垄断地位。于是，他的《四书集注》一书，说是中国儒生的《新约全书》，是不过分的，而这位朱文正公，被追捧得比耶稣教徒所信奉的使者，或者先知，还要圣明些。四时八节，孔孟之徒要向他三牲上供的，哪怕穷乡僻壤，也不成敬意地要端上一盘煮得半生不熟的冷猪头，请他老人家享用。
在旧中国科举取士时代，《四书》，是“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红楼梦》一书中，那位也属伪君子一族的贾政，对家塾的教育方针，发表意见时讲过：“你去请学里老爷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一番话，便可了解《四书》的重要性。而要“讲明”这部儒家启蒙典籍，朱熹的《四书集注》，便是首选的“教辅”。朱的书，有点类似解放后的《干部必读》，也有点类似“文革”期间的“红宝书”，属于ABC的入门读物，是封建王朝认定的标准诠释本，是中国的读书人，从开蒙入塾，到进场应试，到上京赶考，到对策御殿，几乎一生都应手不释卷的书。旧时的莘莘学子，启蒙那天，磕过孔子、孟子、颜回、曾参的头以后，就要磕这位“峨冠博带”的朱熹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