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2-2“生成—扩散”传播模式例证一览表
续表
下面，试以巴比伦黄道12宫及二十八宿体系的传播为例作进一步说明。[48]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属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楔形文泥板上，已证实记载有表示拱极星及其相应“月站”的原始平面球形星图。这个星图可能是最早的二十八宿体系的雏形。到了塞琉西王朝时期，当时的泥板文书上有了关于黄道12宫和31颗恒星组成的系统（该系统与后来见诸中国古籍的二十八宿中的距星有六颗是相同的）。这表明，巴比伦天文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差不多同时，波斯天文学也把天空划分为四个赤道宫、一个中央宫。李约瑟说：“古波斯无疑是向中印两国传播巴比伦思想的中继站之一。”[49]不过，古波斯传播的是巴比伦较晚、较成熟时期的天文学思想。而在公元前14世纪以前，印度的古老的宗教文献《梨俱吠陀》中已有“月站”（也称“纳沙特拉”）体系的雏形。同样，在公元前五世纪以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以及《诗经》所反映的公元前八九世纪的生活记录中，也已经有了二十八宿体系。这一点也许表明，中国上古时期的二十八宿体系和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中二十八宿沿黄道排列的体系可能通过印度而受到巴比伦的影响。在西方，巴比伦天文学直接影响了埃及，又通过埃及影响了稍晚出现的古希腊文明。因为埃及也有许多“月站”的名称表，其旬度星（decans）与巴比伦的星群有相关联之处。或者也可以说，巴比伦和埃及的天文学共同影响了古希腊的天文学。其中，塞琉西王朝时期天文学对黄道带和黄道坐标系统的重视，与古希腊天文学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影响可能一直持续到天文学家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一书的完成。据此，普赖斯曾指出：“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始于公元前334年的史无前例的征服产生的伟大融合之前，看来它们相对很少有科学接触（指古希腊人与塞琉西朝时期的巴比伦人——引者注）。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可以辨认出明显外来的、数学程度很高的、只能追根于古巴比伦的结果和方法进入了古希腊的数学和天文学。”[50]实际上，公元前四世纪之前，古希腊人与巴比伦人已经有过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