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尹达十分重视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1983年，尹达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他在此文的引言中写道：“今天，我们为开创历史科学研究的新局面，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回顾和总结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历史学带来的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8]不难看出，作者是带着一种使命感来撰写这篇文章的。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史学带来的重大变化，使中国史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史学出现了“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及其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中国古代有突出成就的史学家，大多讲变化，讲“会通”，讲“势”，讲“理”，讲“道”，等等，这些概念，有的近于“法则”之意，有的近于“常规”之说，有的又难免落于循环论的窠臼。而近代史学家如梁启超则倡言揭示历史演变中的“公理公例”。所有这些，都未能阐明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如尹达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地演变和进化的，然而，以往的历史学却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的发展，解释其变化的规律。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9]这丝毫没有贬低以往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之意。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察问题的原则之一，是历史主义的方法。但是，在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论之前，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演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恩格斯借助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学术成果以及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中所提出的论点，并结合他本人的研究，从而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巨著之前，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如何从“野蛮”进入“文明”阶段，还处在神话和传统的懵懂之中，最多也只是处于天才的猜想阶段。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运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来研究和说明中国历史，无疑是中国史学之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