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的史学家注云： “并州至京师一千三百六十里”,由于长途跋涉，归程劳累，再加战争失利，心情郁闷，唐太宗到京后再次病倒。 “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为此下诏太子李治处决军国大事，李治于听政之暇， “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
同年十月病虽愈，然而体仍虚，返至灵州，又“冒寒疲顿”,打算于年底前， “专事保摄”。至次年正月， “上疾新愈”。一场感冒竟然需要三个月的“保摄”,其虚弱可想而知。到二月，唐太宗又“得风疾”,直至十一月“疾愈，三日一视朝”。可见，唐太宗自贞观十九年秋冬以来，连续一年多患病，当时除早年的“气疾”外，又患“癣疾”、胃病、感冒、风疾等多种疾病。积极的药物治疗未见好转，便滋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的消极想法，寄托于方士的丹药，希望能收奇效。于是从贞观二十年年底开始服食丹药了。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去世，唐太宗因死者系开国元勋兼贵戚的关系，极为哀痛，决定亲临其家吊丧，行至中途，被长孙无忌挡驾。长孙无忌劝告： “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服药不得临丧的禁忌，似非医方所立，当为方士的玄言诫， “金石”则为方士所炼的丹药无疑。可见，唐太宗至迟在贞观二十年年底已经吞服丹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