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忙于制定各种程序时（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之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身体，将连续的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可见状态，在其周围设置观察的机器，发明一套相关知识并不断积累），监狱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231]
现代人走在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上，越走越恍惚，他们觉得不对，只能呼喊，耳朵震得嗡嗡响，但声音只在嘴巴里环绕，无处传播，也没人理会，脚步止不住地滑向深渊，魔鬼在那里等着，他挖了这个窟窿。这是让人沮丧的真实感，随之而来的是绝望，但一些人能将忧郁和恐惧变作政治热情，打碎既有的制度，对抗资产阶级，获取平等的生存权，在自然状态中寻找合理的权力契约，这是政治化的浪漫主义。
卢梭有走向情感浪漫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可能，但它们的心理渊源和历史背景不同。卢梭的身体话语是纯粹的肉体之苦，或残酷的生命体验，而非现代制度下的精神沉闷。退而言之，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多数人口务农，卢梭四处游荡时看到了赋税、徭役等引起的不公平，这些现象古已有之，与物质霸权下的精神贫困不一样。对于卢梭，浪漫主义是源于病痛与生活阅历的“晚期风格”，一个人在生命后期，因身体功能衰退、健康或其他问题，作品会有新风格。[232]颠簸的生活、错乱的想象、源于疾病体验的生命感悟，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他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写作风格。而对于19世纪的人，浪漫主义是对物质化、不可预知的工业社会的迷茫，是在失望中呐喊的青年文学，是科学理性和科层制度所造就的普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