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文化上，其一，单纯地说东北地域文化对东北作家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白朗深受地域文化熏陶。白朗的众多作品都可以看出地域性对创作的影响，形成了白朗“‘直朴’的审美，刚性的特质，自然生命力”[5]的语言风格。其二，在文化与自然地理因素交互影响上，在自然历史环境中形成了地域文化基因。“地域文化基因无时无刻不与人类生存相关。生存的需要使得东北人形成了迥异于其他地域的独特的人文景观。在生存方式和精神氛围中，成为一种群体性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无意识。”[6]这样，白朗就独具特色地置身于东北大的文化领域里。《伊瓦鲁河畔》中有“犁杖开始前进着，又黑又松的土，被犁刀割成两行”“又黑又松的垄沟”等典型的东北自然地理风貌的描写。其三，在文化迁移碰撞与交流上，因为种种大的时代背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众多时代变迁，以至于“社会大变动给东北文学的发展带来的刺激，也依然可见关内外文化交流给予东北新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东北作家的独特道路——他们走出了荒原，才走进了中国的文学界”[7]。在东北文化与南方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白朗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
最后，在文化精神上，东北文化独具“强有力的生命意识和壮怀激烈的英雄主义情怀”[8]，而白朗就恰到好处地生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体现着浓烈的东北文学创作的特质和意蕴。《伊瓦鲁河畔》《轮下》《生与死》等作品中的人物都体现了这种精神。白朗还善于发现独特的视角，从东北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入手，延展到人民命运、社会问题，乃至上升到国家问题。《警钟》一文，通过描写申明在党和人民群众监督教育之下，逐步转变思想，逐渐端正态度，不断走向进步，最终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批评教育，得到了挽救。这体现了白朗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党在培养新人等方面的政策有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