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军与西南订立盟约后，双方即按商定之步骤进行直军北撤的准备工作。先是由西南方面致电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主和，继由吴佩孚致电靳云鹏促和。1920年1月，吴佩孚“派员来粤请款六十万为撤防之费，决开春即实行，衡州由湘军填防。”西南方面即表示“款已付给，俟撤防时提用”。吴佩孚还提出：“如北军开衅，或直军中途有阻，切望同盟军恪守同盟协约，极力援助。”西南方面表示：“为同盟协约计，为前途发展计，当然不能不加以援助。”岑春煊请唐继尧“先期饬在川滇军预为准备，一旦有变，以便迅速拔队东下，会师武汉，则大局转移，均此一举”。
吴佩孚的北撤行动自然不为皖系所喜，他们既不愿因吴之撤防失去湖南，更不愿因其撤防壮大直系声势，但他们也没有能力阻止吴的撤防行动，只能各方出动，表示挽留。3月初，吴佩孚告湘督张敬尧，“挽留之议，请作罢论”，催其“派定将领、队伍，预为接防”，且“词意坚决，似难商量”。张敬尧一面与吴佩孚相商，请其勿撤，一面电告北京政府，请他们切劝吴佩孚“始终不渝，顾全大局，万勿于风雨飘摇之际，遽萌退志”。然吴佩孚根本不为所动，3月17日电告张敬尧：“此次敝军回防，志决议定，断无变更，请即准备接防，万勿疑虑。中央谅知直军薪饷苦衷，决不能不准撤防。况湘省系贵督军之责，应速承认撤防，如果迟疑日久，敝军急于撤回，防地空虚，湘军进驻，是贵军放弃守土之责，于敝军无涉。”对此，张敬尧连电北京告急，但北京政府除了下令不准吴撤防之空言外，似亦无更多办法。21日，吴佩孚的上峰曹锟亦不避嫌疑，致电北京政府称，吴师撤防“实出于万不得已”，自己“对于所部哀哀呼吁，尤觉戚楚，故不避再渎之嫌，恳请钧院、贵部据情转大总统俯如所请，俾敝军早日北归，以慰兵心”。至此，直军撤防势在必行，北京政府与皖系亦无可奈何，延至5月只能同意其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