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虽然是清政府在19世纪后期奉行的一种文化政策，但它最初却是由一些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出的。1861年，冯桂芬发表了《校邠庐抗议》，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口号，包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意思。到70年代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也都提出过类似冯氏的主张。其中郑观应讲得与后来的表述最为贴近，他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24]在这里，“中体西用”的口号已经呼之欲出了。进入90年代，内忧日甚，外患日迫。中西文化在各个方面展开接触、交锋，推动了人们对中西学关系的思考。1895年4月，沈寿康在《救时策》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5]这是至今为止看到的对“中体西用”口号最早的表述形式。1898年初，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主张，使这一观点更具有正统性和权威性。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26]1898年6月，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27]这样“中体西用”思想作为一种国家施政的政治原则而被宣示于天下。在后来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期间，“中体西用”作为清政府的施政原则和政策，屡屡出现在官方的上谕和奏折中，得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