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虽然是清政府在19世纪后期奉行的一种文化政策,但它最初却是由一些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出的。1861年,冯桂芬发表了《校邠庐抗议》,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口号,包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意思。到70年代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也都提出过类似冯氏的主张。其中郑观应讲得与后来的表述最为贴近,他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24]在这里,“中体西用”的口号已经呼之欲出了。进入90年代,内忧日甚,外患日迫。中西文化在各个方面展开接触、交锋,推动了人们对中西学关系的思考。1895年4月,沈寿康在《救时策》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5]这是至今为止看到的对“中体西用”口号最早的表述形式。1898年初,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主张,使这一观点更具有正统性和权威性。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26]1898年6月,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27]这样“中体西用”思想作为一种国家施政的政治原则而被宣示于天下。在后来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期间,“中体西用”作为清政府的施政原则和政策,屡屡出现在官方的上谕和奏折中,得到贯彻执行。
相关影视:森系高清手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