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台湾史学者称为祖国派文化抗日领袖的林献堂（1881—1956）游历北京，除了与刚刚创建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也专程拜访了梁启超，请教殖民地台湾人抗日之道。梁启超告诉他说：
“三十年内，中国无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对日本不可力敌，只能效法爱尔兰人抗英之法，先求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时痛陈台人处境惨状，戴氏也只能告诉他说：
“中国内乱方殷，十年之内无法帮助台人。”
这样的历史接触说明：祖国的同胞并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它也并非无心收复台湾，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实。
其后，在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青年学生首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仿照《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1925年，留学北京的台湾学生主张把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依靠祖国以收复台湾，认为参加祖国的建国工作，才是救援台湾之道，因此除了学文的以外，也有转而学武的。
1926年，台湾青年张我军（1902—1955，台湾新文学奠基人）在北京拜访鲁迅时向他抱怨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鲁迅听了，“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