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台湾史学者称为祖国派文化抗日领袖的林献堂(1881—1956)游历北京,除了与刚刚创建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也专程拜访了梁启超,请教殖民地台湾人抗日之道。梁启超告诉他说:
“三十年内,中国无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对日本不可力敌,只能效法爱尔兰人抗英之法,先求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时痛陈台人处境惨状,戴氏也只能告诉他说:
“中国内乱方殷,十年之内无法帮助台人。”
这样的历史接触说明:祖国的同胞并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它也并非无心收复台湾,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实。
其后,在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青年学生首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仿照《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1925年,留学北京的台湾学生主张把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依靠祖国以收复台湾,认为参加祖国的建国工作,才是救援台湾之道,因此除了学文的以外,也有转而学武的。
1926年,台湾青年张我军(1902—1955,台湾新文学奠基人)在北京拜访鲁迅时向他抱怨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鲁迅听了,“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