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淮南子》主张“形、气、神”三者统一，不可偏废，到王充的元气自然说，再到魏晋的“气韵生动”，发展的脉络是一贯的。与中晚唐之后越来越喜欢谈“神”的风习也截然不同。有人认为，这与古代中国社会由盛转衰，传统文化走向“气衰”有关。这当然是另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的话题。明末以来，鉴于国力大减，士气低落。当时，体制内的文人在高层统治者的支持下，仍大谈“神”与“韵”；有志之士则大声疾呼恢复“元气”，尽管他们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但是从长远看，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前兆。文艺界形成了两极：一方面是小部分觉醒者，他们往往呼唤“生气”，希望借元气论重振中华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大部分的随波逐流者，他们应和上层趣味，津津乐道于“神韵”，并且以此抽象概念而自乐。前者在现代看来，是时代先声，备受我们这个时代的推崇，例如黄宗羲、王夫之、石涛、八大、郑板桥等，而后者则当世荣耀，后来却渐被冷落，例如王士祯等人。黄宗羲在《谢翱年谱游录注序》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郑板桥在《题画·石》中说：“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须一块元气团结而成。”再到近世，龚自珍悲怆而又满怀真诚地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其距离大变革的时代已然不远，诗人隐隐听到了那越来越迫近的革命的脚步声。再发展到近世，南北两位国画大师黄宾虹和齐白石，虽然一为山水画巨擘，另一为擅长花鸟人物画的大家，却都号召在作品中表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黄宾虹所言“气至则造化入画”；也如齐白石所言（作画）“未除儿时之气”；二者道理有相同之处，即对天地间勃然生机的体味和捕捉，以卓然之风采表现出来，则“自然在笔墨之中跃然纸上”[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