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淮南子》主张“形、气、神”三者统一,不可偏废,到王充的元气自然说,再到魏晋的“气韵生动”,发展的脉络是一贯的。与中晚唐之后越来越喜欢谈“神”的风习也截然不同。有人认为,这与古代中国社会由盛转衰,传统文化走向“气衰”有关。这当然是另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的话题。明末以来,鉴于国力大减,士气低落。当时,体制内的文人在高层统治者的支持下,仍大谈“神”与“韵”;有志之士则大声疾呼恢复“元气”,尽管他们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但是从长远看,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前兆。文艺界形成了两极:一方面是小部分觉醒者,他们往往呼唤“生气”,希望借元气论重振中华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大部分的随波逐流者,他们应和上层趣味,津津乐道于“神韵”,并且以此抽象概念而自乐。前者在现代看来,是时代先声,备受我们这个时代的推崇,例如黄宗羲、王夫之、石涛、八大、郑板桥等,而后者则当世荣耀,后来却渐被冷落,例如王士祯等人。黄宗羲在《谢翱年谱游录注序》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郑板桥在《题画·石》中说:“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须一块元气团结而成。”再到近世,龚自珍悲怆而又满怀真诚地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其距离大变革的时代已然不远,诗人隐隐听到了那越来越迫近的革命的脚步声。再发展到近世,南北两位国画大师黄宾虹和齐白石,虽然一为山水画巨擘,另一为擅长花鸟人物画的大家,却都号召在作品中表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黄宾虹所言“气至则造化入画”;也如齐白石所言(作画)“未除儿时之气”;二者道理有相同之处,即对天地间勃然生机的体味和捕捉,以卓然之风采表现出来,则“自然在笔墨之中跃然纸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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