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28岁中举人，50岁才中进士，仕途不算通达。但他在三四十岁时，政治经历丰富，著作繁多。鸦片战争时，为两江总督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之役，与龚自珍、林则徐、姚莹等关系密切，思想相投。他痛感英军入侵，撰《圣武记》一书，以激励时人，并希望朝廷重温历史，振作武功，以坚御侮之志。此书共14卷，前10卷历述清朝武功及用兵成败之道，兼及有关军事制度；后4卷为作者论议，阐述了他关于练兵、整军、筹饷、驭夷的见解和主张。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潮来看，这书在史学上的价值，其论议部分远在记事部分之上。魏源在《圣武记叙》中写道：“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蠢；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21]可见作者认为，肃清政治是御侮的基础，而人才又是其中的关键。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侵略者有可乘之机。他在叙中特意说明此书“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又引用《礼记·哀公问》篇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话，都是寓有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