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28岁中举人,50岁才中进士,仕途不算通达。但他在三四十岁时,政治经历丰富,著作繁多。鸦片战争时,为两江总督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之役,与龚自珍、林则徐、姚莹等关系密切,思想相投。他痛感英军入侵,撰《圣武记》一书,以激励时人,并希望朝廷重温历史,振作武功,以坚御侮之志。此书共14卷,前10卷历述清朝武功及用兵成败之道,兼及有关军事制度;后4卷为作者论议,阐述了他关于练兵、整军、筹饷、驭夷的见解和主张。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潮来看,这书在史学上的价值,其论议部分远在记事部分之上。魏源在《圣武记叙》中写道:“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蠢;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21]可见作者认为,肃清政治是御侮的基础,而人才又是其中的关键。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侵略者有可乘之机。他在叙中特意说明此书“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又引用《礼记·哀公问》篇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话,都是寓有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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