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的国史没有一部保存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但从当时的人和战国时人以至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中、谈论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国史发展的一般情况。如《左传》记:
——曹刿谏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8]
——管仲曰:“……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19]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20]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21]
这里,不仅可以看出鲁、齐、卫各国重视国史,而且从“无国不记”、“名藏在诸侯之策”的说法中,可知春秋时期国史发展盛况及其所记内容,而鲁国国史还更多地记载了西周初年的历史和西周的政治制度。又如《国语》记:“羊舌肸习于春秋”[22];“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23];“史不失书,朦不失诵,以训御之”[24]。这是分别引用晋国司马侯、楚国申叔时和左史倚相的话,也都是说明国史在各诸侯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
上文说的“鲁春秋”,以及这里说的“习于春秋”、“教之春秋”,是指不同的诸侯国说的,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国史的统称。《墨子·明鬼下》有所谓“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的说法,据说墨子还讲过“吾见百国春秋”[25]的话,表明这种统称在战国时期还在继续沿用。但各国史书,有的也有专名,《孟子·离娄下》记孟子的话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6]孟子的话不只是说明《乘》、《梼杌》、《春秋》都是各国之史,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样一个时代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孟子实际上是指出了国史的产生是同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相联系的。他的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