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的国史没有一部保存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但从当时的人和战国时人以至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中、谈论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国史发展的一般情况。如《左传》记：
——曹刿谏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8]
——管仲曰：“……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19]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20]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21]
这里，不仅可以看出鲁、齐、卫各国重视国史，而且从“无国不记”、“名藏在诸侯之策”的说法中，可知春秋时期国史发展盛况及其所记内容，而鲁国国史还更多地记载了西周初年的历史和西周的政治制度。又如《国语》记：“羊舌肸习于春秋”[22]；“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23]；“史不失书，朦不失诵，以训御之”[24]。这是分别引用晋国司马侯、楚国申叔时和左史倚相的话，也都是说明国史在各诸侯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
上文说的“鲁春秋”，以及这里说的“习于春秋”、“教之春秋”，是指不同的诸侯国说的，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国史的统称。《墨子·明鬼下》有所谓“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的说法，据说墨子还讲过“吾见百国春秋”[25]的话，表明这种统称在战国时期还在继续沿用。但各国史书，有的也有专名，《孟子·离娄下》记孟子的话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6]孟子的话不只是说明《乘》、《梼杌》、《春秋》都是各国之史，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样一个时代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孟子实际上是指出了国史的产生是同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相联系的。他的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