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人失志”而作赋,用意仍在乎“风”,这是确有依据的。不过荀、屈两家并不相同。荀子的《成相辞》和《赋》篇还只是讽;屈原的《离骚》《九章》,以及传为他所作的《卜居》《渔父》,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宋玉的《九辩》更其如此。这是一个大转变,“诗言志”的意义不得不再加引申了;《诗大序》所以必须换言“吟咏情性”,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情形。
汉兴以来有所谓“辞人之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42,虽也托为“言志”,其实是“劝百而讽一”43。这些似乎是《荀子·赋》篇中《云》《蚕》《箴()》等篇的扩展,加上屈、宋的辞。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文体三变”,第一提到的便是“相如工为形似之言”。“形似之言”扼要地说明了“辞人之赋”。“形似”不是“缘情”而是“体物”,现在叫作“描写”,却能帮助发挥“缘情”作用。东汉的赋才真走上“屈原赋”的路;沈约说“二班长于情理之说”,正指此。“情理”就是“情性”44,也就是“志”;这是将“诗言志”跟“吟咏情性”调和了的语言。那时有冯衍的《显志赋》,他的《自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