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论资源选择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现代性进程中，人们越来越对那种具有清晰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对那种偏于提供一种理解的人文学科知识表现出漠然乃至鄙夷。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在于一种难以一时改变的体制性实践。汪晖曾对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中出现的人文学科边缘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敏锐的评析：“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伴随着一种制度性的实践。通过现代国家的制度性实践，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制度的实践……原有的知识和语言的有效性逐渐丧失了。例如，如果我们用佛教的语言或者道教的语言讨论当代社会问题，那么，这种讨论至多被理解为个别人的意见，作为一种解释社会的系统知识则是无效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的过程中，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立也包含了一个压抑性的过程，它使得其他知识彻底边缘化了。”[12]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这种本具较强人文特性的学科也不得不从社会科学那里寻找理论资源，并以之为理论视角，这就难免使其社会科学化了。此一境况之下，文学理论又何以获得关于文学的“好理解”呢？这恐怕也是文学理论必然远离文学，“文学理论家”难孚众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