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前的历史研究，由于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缺乏起码的哲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学习及熏陶，就无从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得到中肯的、正确的一般历史结论，更不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反，则会把人引人歧途，无所适从，在支离破碎的史料中迷失方向，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理论，所导致的也同样是这一结果。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虽说略感沉闷，一说便似在故纸堆里与世隔绝，但是，新的成果还是相继产生，不可忽略的。问题只在于这一步之差——把历史与哲学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的反思有新的突破。
这正是当今文化反思的现实给我们提出的迫切任务。
不前进，新时期文学作为“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扬弃的浪头，就很难超过原来的幅度，而对“五四”进行反动的逆流，就有可能再度吞没“五四”及新时期革新的成果。谁都知道传统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儒家正统文化从来也没出现过断裂，只有过高潮及低潮：显性与隐性时期。我这里不是指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而是指其作为历史惰力的一面。 自明、清以来，多少思想家想奋力打破“万马齐暗究可哀”的局面，可绵延了儿百年，可谓收效不大，动不动便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作为其恶劣及反动的一面。这是不乏先例的，明代有过，清代更不胜枚举，连辛亥革命成功后，也出现过两度称帝及复辟，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及（祝福）等名篇，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旧文化的凶残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十年“文革”，更集中地反映了旧文化对我们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虽然“文革”本身是打着反传统的、极端革命的口号——可怕的正是在这里，今后，难道不可能会有人再度以革命的招牌，行复辟封建专制、大搞法西斯政治之实么？“文革”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对它的探究须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任何历史的反常，都同样包含着更深刻的正常在内，也就是说，带有更值得人们探究的、又尚未让人所知的必然性。对反常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如同在科学当中，相对论的产生，恰巧是因为对牛顿经典力学的反常现象研究的结果，空间的弯曲，光的弯曲，这在经典力学中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反常，才能使研究延伸与扩展，达到新的高度与深度，抛弃过去自以为正常的框架，找出新的、更合乎科学的正常来。把反常的摄动描绘为正常与必然，这便是历史研究深化与前进的标志。如果只满足于说其是反常，或者孤立地去研究其反常的偶然性，哪怕再精确、细微，也只能导致悲剧，这如同用牛顿力学去说明弯曲空间一般。惟有反常，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出其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来。永远的正常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