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8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开幕。法国因地主之利而由总理克列孟梭出任大会议长，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为副议长。会议下分5项专门小组讨论，即国际联合（国际联盟）、赔偿损失、惩罚战事祸首、规定劳动法律、海陆交通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参加国际联合小组、王正廷参加海陆交通小组的讨论。但和会实际上的决策机构是由美、英、法、意、日各派两名代表组成的五国会议（3月下旬又有美、英、法、意四国领袖会议的组织），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在会议发言时，“雄辩滔滔，词锋犀利。玩其语意，一若此次和会，除美、英、法、义（意）、日五国外，余国之被邀入会，已属好意，直无可以商量之余地。其气概咄咄逼人”。故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已经感觉，“法总理如此态度，前途可虑。我国在会中之结果，毫无把握。”说到底，巴黎和会仍是大国俱乐部私下商议的结果，而非弱国小国争取自身权益的场合。
陆徵祥的担忧果然不幸而言中。1月27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因事关中国，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被邀参加下午的会议。日本代表在发言中，“竟然要求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为无条件之让予。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此事诚出中方意料之外，因为日本原先并未有如此表示，然顾维钧并未因此而失去方寸，给对方留下可钻之空当。他沉着应对，不急不徐，表示：“关于胶州问题，应由中国陈说理由后，再行讨论。”顾的建议完全合乎情理，得到了五国会议的赞同，于此亦使中方争取到缓冲的时间，可以有从容之应对，体现出顾维钧作为青年外交家的机敏干练。事实上，顾维钧可算是代表团中对山东问题较有研究及准备者，他在代表团先前的内部讨论中，已经提出了山东问题的重要性，因此，由他出面应对日本的挑战亦可谓所得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