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变文”的名称，到了最近，因了几种重要的首尾完备的“变文”写本的发现，方才确定。在前几年，对于“变文”一类的东西，是往往由编目者或叙述者任意给他以一个名目的。或称之为“俗文”，或称之为“唱文”，或称之为“佛曲”，或称之为“演义”，其实都不是原名。又或加“《明妃变文》”以“《明妃传》”之名，“《伍子胥变文》”为“《伍子胥》”，或“《列国传》”，也皆是出于悬度，无当原义。我在商务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里，也以为这种韵、散合体的叙述文字，可分为“俗文”和“变文”。现在才觉察出其错误来。原来在“变文”外，这种新文体，实在并无其他名称，正如“变相”之没有第二种名称一样。
这种新文体的“变文”，其组织和一部分以韵、散二体合组起来的翻译的佛经完全相同；不过在韵文一部分变化较多而已。翻译的佛经，其“偈言”（韵文的部分）都是五言的；而变文的歌唱的一部分，则采用了唐代的流行的歌体或和尚们流行的唱文，而有了五言、六言、三三言、七言，或三七言合成的十言等的不同。在一种变文里，也往往使用好几种不同体的韵文。像《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我见世尊宣敕命，令问维摩居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