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界自80年代以来一直提倡社会区域史的研究，但由于受大通史写作方式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往往陷入某种“趋势论情结”，即总是把一个复杂的有相当区域差异色彩的历史现象，尽量删减为单线的趋势性描述，形成一种“大纲式写作”。这种“大纲式写作”的特征是，描述某种事物的转型一定要从它的起源说起，而基本不考虑前人的研究是否已经对转型的前阶段进行过积累式的研究，也不考虑以这些研究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这样就造成每项研究都求全求大，内容难免重叠交叉，没有办法在更深的横断面上进行开掘。比如我们在阅读有关士绅的研究著作时，往往看到的几乎是同一类型的从“源流”向“转型”的叙述，大多也是以身份的变迁为主。阅读这些作品，我们无法判断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对知识的提问方式有了积累式的增长和变化。
如果我们拿贺跃夫与王先明研究士绅的典型著作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两者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框架存在着惊人的雷同，从起源到转型的概述，完全遵循着一种经“趋势论”概述后再向“要素论”切换的模式。[25]两书的第一章分别题为：“前近代社会中的士绅与武士”（贺著）和“千年流变——绅士阶层的历史考察”（王著），显然都是在讲源流。以下各章所叙述的与士绅相关的“要素”内容几乎可以一一加以对应。如两书相互对应的标题即有：“对内忧外患的对策——士绅与团练”（贺著）、“从保甲到团练——基层社会控制与绅士阶层”（王著）；“绅与商——清末绅商透视”（贺著）、“风动潮涌——收回利权运动与绅商力量的崛起”（王著）；“绅权与民权——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贺著）、“迷离的‘绅权’——早期民权的历史内涵”（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