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逃亡后在另一地域已开垦成一新家，硬又让他们回到久已荒芜的老家去，自然不能不做第二次的逃亡。同年闰六月戊寅条：
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谦言：“山西河南旱荒，人民逃移，遗下粮草，见在人户包纳。是以荒芜处所，民愈少而粮不减，丰熟地方，民愈多而粮无增。乞令各处入籍，就纳原籍粮草，庶税无亏欠，国无靠损。”
以此重又下令命逃民占籍于所寓地方。同年十一月庚戌条：
先是行在户部奏：“各处民流移就食者，因循年久，不思故土。以致本籍田地荒芜，租税逋负。将蠲之则岁入不足，将征之则无从追究。宜令各府县备籍逃去之家并逃来之人，移交互报，审验无异，令归故乡。其有不愿归者，令占籍所寓州县，授以地亩，俾供租税。则国无游食之民，野无荒芜之地矣”。上命下廷臣议。至是佥以为便，从之。
这也只是一个理想的办法，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流移，册籍早已混乱，无从互报。而且即使册籍具在，也不过是文字上的装饰，和实际情形毫不相干。例如宿州知州王永隆所说造册报部的情形：
正统二年二月辛酉，直隶凤阳府宿州知州王永隆奏：“近制各处仓库储蓄及户口田土并岁入岁用之数，俱令岁终造册送行在户部存照。州县惟恐后期，预于八月臆度造报。且八月至岁终，尚有四月，人口岂无消息，费用岂无盈缩，以此数目不清，徒为虚文。”(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