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典的翻译事业成就更高。以前译经多由西域僧人担任，尽管他们精通梵汉语言，但毕竟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了解较少，故所译经文对中国人来说总有隔膜之感。唐代以后翻译工作则主要由精通教义、深晓梵文的中国僧人担任，质量遂大为提高。贞观年间，玄奘主持慈恩寺译场，取得巨大成就。他不仅译经数量多，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译经分工制度和工作程序。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开始，共译出《大般若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俱舍论》、《顺正理论》等经论75部1335卷，且经义准确、文辞优美。义净（635—713年）敬慕法显和玄奘的事迹，从广州经海路到达印度，历时20余年，访问30余国，带回大量梵本，在洛阳佛受记寺翻译，并与实叉难陀合译了80卷本《华严经》，单独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等56部230卷。实叉难陀（学喜，652—720年）除译《华严经》外，还译成《入楞伽经》。地婆柯罗（翻译时代674—688年），中印度人，武后垂拱年间在两京的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出《华严经·入法界品》、《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大乘显识经》等共18部。菩提流志（翻译时代693—713年），南印度人，武则天时译出《大宝积经》120卷，因其中有女人可以为帝王的文字，深受武后赏识。不空（705—774年），北天竺人，金刚智弟子。他入天竺国带回密教经典1200卷，译出《金刚顶经》、《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大乘密严经》、《发菩提心论》等111部，143卷，对密宗的形成产生了很大作用。唐代在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前代，总计译出佛典372部，2159卷。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要典基本上都已被翻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