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大大超出了何应钦等人的预计。越是如此,他们也就越是希望能够乘胜收兵。因为他们心理上认定中国打不过日本,真的把日本打急了,不顾一切地增兵上海,那时反而没有体面地停战的可能了。因此,当发现日军第24旅团1万人陆续在上海登陆,其第9师团2万人也渐次到达之后,何应钦首先就沉不住气了。他从2月8日起接连电告吴铁城等:“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份元气也。”“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至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中日问题必须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单纯军事手段必使整个国家“糜烂而不可收拾也”。
其实,蒋介石在这方面也同样心存顾虑,深信中国一切不如人,故既怕败,又怕胜。这导致他与何应钦一样,在军事指挥上谨小慎微,要抵抗,又害怕把日本人打痛了。其2月9日给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就特别强调:“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何应钦更是坚持以不败为前提,故在日本陆军参战后再三要求第19路军“酌量后退”,仅以吴淞、江湾、天通庵之线作为前进阵地,而将主要阵地后移到杨家行、大场、真如一线,并在浏河、嘉定、南翔建立第二道防线,前线兵力的配置不宜过厚,须将重兵置于后方;尤其是在南市方向万勿主动挑战,以免事态扩大。注意到第19路军有与日军决战的心理准备和计划时,蒋、何亦总是强调:“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