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大大超出了何应钦等人的预计。越是如此，他们也就越是希望能够乘胜收兵。因为他们心理上认定中国打不过日本，真的把日本打急了，不顾一切地增兵上海，那时反而没有体面地停战的可能了。因此，当发现日军第24旅团1万人陆续在上海登陆，其第9师团2万人也渐次到达之后，何应钦首先就沉不住气了。他从2月8日起接连电告吴铁城等：“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份元气也。”“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至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中日问题必须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单纯军事手段必使整个国家“糜烂而不可收拾也”。
其实，蒋介石在这方面也同样心存顾虑，深信中国一切不如人，故既怕败，又怕胜。这导致他与何应钦一样，在军事指挥上谨小慎微，要抵抗，又害怕把日本人打痛了。其2月9日给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就特别强调：“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何应钦更是坚持以不败为前提，故在日本陆军参战后再三要求第19路军“酌量后退”，仅以吴淞、江湾、天通庵之线作为前进阵地，而将主要阵地后移到杨家行、大场、真如一线，并在浏河、嘉定、南翔建立第二道防线，前线兵力的配置不宜过厚，须将重兵置于后方；尤其是在南市方向万勿主动挑战，以免事态扩大。注意到第19路军有与日军决战的心理准备和计划时，蒋、何亦总是强调：“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