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虽然是立法委员,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保释被捕的人员,更何况被捕人员是政治间题,且又多达九人之众!为此,他分析了这九位青年的社会背景,遂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出面作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军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作保,全部保释了被擒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他经过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冬去春来,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夭开始,王昆仑就很少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年6月,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经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是年10月,敌人又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变。敌人又根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