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虽然是立法委员，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保释被捕的人员，更何况被捕人员是政治间题，且又多达九人之众！为此，他分析了这九位青年的社会背景，遂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出面作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军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作保，全部保释了被擒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他经过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冬去春来，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夭开始，王昆仑就很少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年6月，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经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是年10月，敌人又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变。敌人又根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