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此风沿袭，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女较为平等，妇女在社会交往中较为自由。北魏延兴二年（472年）曾诏令今后妇女不得参加祭礼。众所周知，祭礼本是一种汉化活动，而北方妇女却按鲜卑习俗自由参加。孝文帝在灵泉池宴请各国使者、诸方渠帅及群臣百官时，文明太后欣然作歌，孝文帝与群臣九十余人和歌，身为汉人的文明太后如此豪放洒脱，无疑是受到胡风所染。曾在南朝和北朝都做过官的颜之推，曾比较了南北妇女的不同地位和风气：“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讼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7]颜之推也认识到了，正是游牧民族的风习，使北朝妇女俨然不同于受礼教熏陶教育的南朝妇女，而活跃于各种场合，公开在社会上交往奔走。
再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婚聘礼俗也流行于当时社会。魏晋时期，汉族大姓婚姻讲究门第，士庶之际，犹如天隔。而游牧民族则无高门卑族之分，婚嫁多以财币相尚，这种习俗也影响了汉族，并不以士庶同堂、尊卑共室为憾，厚出聘财之风却越刮越烈，北朝历代皇帝虽曾多次诏令禁止贵姓与卑姓通婚和婚姻论财，但风俗难易，贵贱通婚史不绝书，财婚之风未曾稍减。